搬家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把厨房那只搪瓷盆放进了纸箱最底下。
盆沿上一道细小的豁口，是去年在城中村厨房里磕瓷砖边沿磕出来的——也是第三次搬家留下的印记。
其实那只盆搬家那天也磕过。
我还记得广州下午三点太阳最毒的那一刻，骑手师傅把它递给我妈时，我妈叹了口气的样子。
一、第几楼
第一次搬家是在 2014 年，大学毕业半年。
公司在北京亦庄，给了一张床、一个衣柜、一张桌子的宿舍补贴方案。
我没选宿舍。合租更好玩。
那是五号线尽头一栋没有电梯的六层楼。
中介姓胡，安徽人，带着我和另一个后来没见几次的室友爬到六楼，看一眼窗外说，"这朝向好，朝南，晒得到被子"。
月租 1450，比宿舍便宜两百。
后来晒被子这件事我做了四年，每一次都要扛着被罩爬六楼。
第一次爬到三楼腿就软了，最后两楼是扶着扶手、半弯着腰上去的。
那栋楼里住的人我都认识。
六楼是房东的大姨，六十多岁，每天傍晚坐在楼道里的小马扎上剥毛豆。
五楼是一对卖水果的山东夫妇，男的早上四点出门去新发地进货，女的带着孩子在客厅里分拣桔子。
四楼住着一个做直播的姑娘，深夜一点她的房间里还传出笑声和打赏声。
三楼是一对老两口，男的中过风，走路拄着拐，每天早上六点在楼道里咳嗽，声音很沉，能传两层楼。
二楼是我。
一楼是永远锁着的几间地下室，窗户半埋在地里，玻璃上糊着发黄的旧报纸。
楼道里有一只猫。
灰白色，瘦得能数清肋骨，每天中午十二点准时从五楼那个山东姐姐的门口下来，沿着楼道溜达一圈，嗅一嗅每家门口的垃圾袋。
谁给它一截火腿肠它就赖在那里不走。
我养过它两天，喂了它一整袋超市买的猫粮，然后中介打电话说房东不让养。
那只猫后来又跑到三楼大爷那里去了。
2018 年我搬走了。
退房那天是我妈从老家坐高铁来的，帮我打包。
她蹲在地上，用那种一百块钱一卷的拉伸膜把每一个盘子和碗都包了三层，把每一本书都用绳子捆住。
那些书大部分是我大学时候在地坛书市上买的，十块钱三本那种，后来十块钱只能买一本了。
书捆完我妈突然说，"这猫呢？"
我说，"房东不让养"。
她没再说话。
二、夏天搬家的路
第三次搬家是 2020 年的七月，从丰台搬到通州。
具体原因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很模糊——大概是嫌房东涨租太狠，一次涨了八百。
搬家那天叫了一辆货拉拉，平台价 268 块，含两个师傅人工和一辆金杯车。
师傅姓刘，河南人，三十出头，袖子撸到肩膀上。
他一看我那一屋子东西，说，"小伙子你这书也太多了"。
我说是。
他说，"读书人啊"。
我说也不是，我做运营的。
那一趟搬了三个小时，从六楼（没电梯）扛到一楼，再从一楼装车，再到通州那个回迁房小区的五楼（依然没电梯）。
师傅中间喝了三瓶矿泉水，抽了四根烟，我递给他一根他没要，说，"抽自己的习惯了"。
那天的体感温度是 39 度。
我们两件 T 恤都湿透了，最后一瓶水是混着汗和烟灰喝下去的。
搬到通州那个小区我才发现一件事——那个小区没有电梯，但一共七层，比亦庄那栋还多一层。
我跟刘师傅说，"早知道我就不搬了"。
他笑了一下，说，"再搬几次你就习惯了"。
这话当时听着挺无奈的，现在想想挺真的。
在通州那一住就是两年多。
房租从 2500 涨到 2900，再涨到 3300。
小区门口的兰州拉面从十二块涨到了十八块，牛肉还是那几片。
沙县小吃的蒸饺从八块涨到了十块，依然是那种一口咬下去皮和馅分离的蒸饺。
楼下的水果店老板从山东大姐换成了江西小哥，桔子品种还是没变，沙糖桔居多，偶尔有赣南脐橙。
2023 年初，我打算离开北京了。
那一次搬家我没叫货拉拉，叫了一个朋友的小皮卡。
朋友姓韩，是个导演，平时拍广告，偶尔拍短片。
他来帮我搬的时候，把我那一箱子书翻了一遍，挑了几本带走，说，"借我看一年"。
后来我也没要回来。
那几本书里有《米格尔街》、有一本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、有一本《城南旧事》、还有一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去的《新华字典》——大概率是大学时候考什么证留下的。
三、上海的第一个晚上
现在住的地方在上海浦东，一个老小区，五楼。
是的，依然没电梯。
这栋楼建于 1998 年，外墙瓷砖是那种九十年代末流行的粉色和白色相间的方块。
楼道里永远有一股潮湿的霉味，扶手上的油漆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，露出底下的铁锈色木头。
门口放着一个破纸箱，里面是邻居不要的旧拖鞋和塑料瓶——他们攒着卖废品。
每层楼的声控灯只有三分之一还能正常工作，剩下的要么不亮，要么白天也亮着，"滋滋"地响。
但我挺喜欢这里。
房租 3800，比通州贵一点点，但离公司近了四十分钟通勤。
早上八点出门，地铁二十分钟，进公司楼下买一杯美式——不是星巴克，是那种国产连锁叫 Manner 或者什么名字的，九块九，我后来知道那是因为办公楼租金便宜所以咖啡便宜。
晚上七点半到家，楼下菜场还剩一点叶子菜和降价的水果，我一般买两个西红柿、一把小葱、一盒打折的鸡蛋，凑合做一顿番茄炒蛋盖饭。
搬来那天晚上我没叫货拉拉。
找了一个同小区的朋友帮忙，两人轮流搬，从下午四点搬到晚上七点。
我请他在楼下吃了碗牛肉面，十八块，加了一份卤蛋三块。
他问我，"怎么又搬家了"。
我说，"想换个城市"。
他点头，"上海还行"。
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新屋子里坐了一会儿。
屋子小，十五平，放了一张 1.5 米的床、一个宜家买的最便宜的桦木书架、一张折叠桌、一个塑料衣柜。
窗户朝南，太阳能从下午三点一直晒到六点。
我从行李箱里翻出那只搪瓷盆——就是开头那只盆——放在厨房水龙头的底下。
它沿着墙边沿磕过的那道豁口，在夕阳里亮了一下。
我想起以前看过一句话，大意是"人这一辈子要么在搬家，要么在想下一次搬去哪"。
当时觉得这话太矫情了。
现在觉得挺对的。
我妈打来电话，问到没到。
我说到了。
她说，"你那只盆别再磕了"。
我说，"知道了"。
她说，"磕了也没事，妈再给你寄一只"。
我说，"好"。
挂了电话我去楼下便利店买了一袋米、一桶油、一包盐、一瓶酱油。
第二天早上我用那只盆煮了一锅白粥，配的是昨天菜场剩下的半根黄瓜和两个咸鸭蛋。
不算好，但吃着挺踏实。
